2021年1月14日，中国欧盟商会与欧洲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联合发布报告《脱钩：割裂的联系与拼接的全球化》。以下内容为该报告的节选，仅供研究人员参考。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欧盟，夹在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处境尴尬。欧盟官方的态度一直是：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但是，伴随中美关系的紧张，日益破碎的全球化让更多人感到了危机，欧洲企业迟早要面临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窘境，并最终可能导致与中国业务的全面脱钩……
破碎的全球化
中美紧张局势日益升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化逆潮之势似乎难以逆转。以下是最新的几个迹象。中美脱钩趋势短期难以逆转。拜登政府可能不会象特朗普那么强硬，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也会更少。但公众舆论对中国的巨大转变，以及华盛顿两党日益达成共识，将中国视为不同轨道上的战略竞争对手，意味着不太可能导致全球化重新抬头。中欧投资协议受到质疑。虽然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已经在政治层面上达成，但却遭到部分欧洲国家的质疑，许多人对达成更公平、更互惠的中欧经济关系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中国加强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其中两个首要任务：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受到新一波疫情冲击，美欧半导体制造商全部停止向中国供应汽车芯片，导致许多在中国的汽车制造商被迫停工，预计会拖上9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出货水平。跨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被迫进行调整，特别是以德国为主的欧洲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做出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彻底退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一种方案是把中国的业务和全球的业务进行分拆。
全球脱钩可分为4个类别、9个层面
报告指出，全球脱钩可分为4个类别、9个层面，对欧洲企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欧盟商会被欧盟委员会和中国当局认可为欧洲企业在华的官方代言人，在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和天津等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共有1700多家会员企业。该报告基于2020年9月-12月的信息。
（一）宏观脱钩
政治。报告指出，商业政治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外国企业越来越难以驾驭中国的商业环境，并成为其它领域脱钩的催化剂。由于欧洲内部市场对中国的舆论恶化，在华欧洲企业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商业信心下降。此外，政治和外交紧张局势导致的经济限制措施，也可能带来更难以预测的潜在风险。金融。报告指出，只要中国缺乏完全可转换的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国际化，其对美元的依赖仍然是其“致命弱点”。任何对美元获取的广泛限制都将构成“核选择”，这将给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过，只有政治紧张局势的大规模升级才可能触发这种局势。
（二）贸易脱钩
供应链。报告指出，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贸易战之前，中国的供应链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低成本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多数欧洲公司在欧洲本地扩张，并进一步将供应链向国内转移。关键投入。对关键商品（例如半导体制造设备、软件、稀土）有针对性的限制，已经成为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公司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如果供应商/客户不再能够从国外采购组件或设备，即使风险很小甚至没有风险的公司也可能受到打击。
（三）创新脱钩
研发。在欧洲，政府利益相关者正在重新考虑与中国进行创新合作的机会；欧盟正在研究在内部市场上防止不公平做法的工具。这将导致欧洲企业在制定全球和中国研发战略时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标准。报告称，欧洲公司（尤其是关键行业的公司）参与中国标准制定，仍然面临非正式的壁垒。这导致欧洲公司竞争优势减弱，市场份额减少，而这些标准制定趋势也可能导致全球标准化体系扭曲甚至分散。
（四）数字脱钩
数据治理。报告称，中国和欧盟的数据治理机制大大限制了数据跨越这些司法管辖区，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合规风险。网络设备。美国试图与中国电信和网络设备脱钩，以及美国“清网计划”对网络价值链中来自中国环节的审查，正在影响欧洲企业及其在美国市场的产品，这迫使欧洲企业考虑将其在中国和美国的网络运营相互隔离。电信服务。报告称，中国在外国电信服务和数字解决方案方面的长期壁垒激增，包括云和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服务。这促使欧洲公司趋向于服务欧洲本地客户，可能导致无法在全球范围内互操作的次优产品。
欧洲企业为全球脱钩做最坏准备
以上4个类别、9个层面的全球脱钩表现，每一个脱钩层面都会给欧洲企业带来脱钩的“阵痛”，而当这些脱钩层面相互交叉作用时，欧洲企业的“痛感”就会变得很强烈。报告认为，虽然政治、贸易和金融脱钩令人担忧，但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对立可能会造成最大的影响。对于其会员企业所描绘的科技生态系统日益分化的景象，欧盟商会用“泥潭”来形容。因为定义未来、并日益融入经济各个部门的技术，正被世界三大经济体中的两个（即中国和美国）分割开来。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Wuttke）在报告发布前的记者会上警告“风暴即将来临”。建议欧洲企业要做“最坏的准备”，很可能会被迫与中国运营业务脱钩：一是设置双系统：其中一个供应链和研发系统专门为中国服务，另一个为世界其他地区服务；二是构建灵活的架构：开发以“中立”方式提供的产品，可服务于上述两个系统，其他产品和服务则是为每个市场单独开发构建的。这两种选择的代价都是相当大的。在“脱钩”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会进一步损害创新、效率、成本和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在中国拥有较小的全球份额的公司而言，脱钩可能危及其规模经济，最终可能被挤出中国市场；而对于在中国拥有较高全球份额的公司，将不得不重组公司结构。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投资和就业的损失、更高的成本以及终端消费者更少的选择。
来源：机工情报作者:马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