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的对华科技政策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前任，但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低调而深刻的调整，将其对华“长期激烈竞争”理念率先贯彻到科技领域。笔者认为，拜登的调整体现美战略界对2018年以来中美博弈的再思考，意在塑造中美科技竞争的新态势，以此带动新一轮科技全球化朝向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
拜登的新策略基于三个对华认知。其一，美国无法压垮中国科技的崛起势头。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科技打压后，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一些领域与美差距进一步缩小。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创新体系的韧性，美方的打压措施事实上更坚定了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促使更多中国企业开始有意识地增加自身创新投入。
其二，对华科技“脱钩”短期内难以实现。“脱钩”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政策的鲜明特征。美方一度认为这将能够逼迫形成排除中国的全球创新链条。但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科技企业、院校等科研创新主体认为与中国“脱钩”将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反而对美有害。如果美方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对象”，对华“脱钩”就不可能实现。
其三，试图“确保”美中科技代差不符合当今科技发展规律。美国曾认为可通过技术出口管制将中国科技水平限定在特定阶段。但由于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技术进步非线性特征明显，美国无法仅通过限制就阻止中国在量子计算、生物合成等革命性领域实现赶超。
基于此，拜登政府调整政策节奏，将中美双方“决胜的时间点”延后，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这一新策略具有更强的体系比拼特征。
一是延续关键领域的遏压政策。去年以来，美国政府及智库发布多份对中美科技竞争进行技术评估的详尽报告。今年1月，美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两年一度的国家科技力量对比报告，称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的指标正赶超美国。美国后续对华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重点围绕上述领域的中企，其遏压的执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二是构建替代性科技产业链。美国正“虚实结合”推进西方科技产业链同盟。虚的方面是所谓“价值观同盟”，即以“民主、人权、反监控”等作为西方国家政策协调重点。实的方面则是通过数字贸易谈判、扩大投资等方式，实质性地增强对象国家承接“中国产能”的能力和基础。
三是推进国内科研改革和创新投入。经过一年多国内讨论后，美国采取“产业政策”振兴国内关键科技产业、提升科研整体投入的趋势已定。美国国会两院着力推动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就包括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生产等多项内容。该法将提供一个新的先例，即毫不遮掩地使“产业政策”成为美国增强对华体系竞争能力的新手段。
四是凸显中美人才竞争。科技领域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拜登政府逐步调整特朗普政府时期激进的“人才本土化”政策，试图恢复美国科研体系的人才吸引力。去年以来美国执法部门陆续启动多起“中国行动计划”案件的起诉程序，其中一些案件因证据不足被撤诉。美国政府试图尽快解决这一对美国创新体系国际形象带来不良影响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美国政府还“适时”公布了针对理工科留学生的签证延期措施，试图将这些人才留在美国本土。
上述变化表明，美国战略界正在以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中美科技竞争，将其视为一场不会有清晰胜败结果的长期博弈。这与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同日本的“半导体之战”有显著差别，是美国正在经历的一种新竞争形态。美方策略选择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美科技竞争的态势和发展走势，也给中国的应对带来新的挑战。从中美两国的体量和科研体系现状看，体系比拼将成为双方竞争的主要模式，中国方面需做好三点应对准备。
首先，适时调整应对重点。拜登政府正缓步调整中美科技竞争中的“虚实比重”。虽高调宣扬制度竞争、价值观同盟等“虚”的部分，但其实际政策却更加具体、明确，有着清晰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路径。我方需看清美方“虚实”，将更多应对工作放在提升我国科技体系韧性、国际竞争力、国际吸引力等具体领域，尤其重视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落实。
其次，加强科研管理改革创新。从各国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的总体规律看，管理和制度创新是增强一国创新体系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源泉，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科研体系的管理理念和机制，充分调动内部活力，管控创新成本。在这一领域，我国仍有巨大政策红利有待释放。
最后，培育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中美科技竞争将不限于两国范围，在广大第三方中既存在两国企业的海外市场争夺，也存在两国人才、科研合作基地的竞争。我国需从战略角度看待国际创新合作的意义，主动谋划合作共赢的国际科技合作，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营造可对我国创新体系发挥积极作用的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