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犯众怒，马云讲了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批评金融监管“四不”（马云没有说“四不”，这是量子歆的概括总结）——不准、不力、不担当、不开放：
监管不准：对中国金融问题的诊断错了——中国金融的问题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病诊错了，治病药方当然也错了——中国金融还是青春少年，却拿治老年痴呆的药方（巴塞尔协议）来治。
监管不力：监管能力不足，能做的不去做，有条件管好的没管住。互联网金融P2P本可以避免一地鸡毛，完全是因为监管者有先进技术而不用、有实践者提供监管标准而不采纳（马云曾提出过真正互联网金融的三个核心要素）。
监管者不担当：怕犯错，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监管者通过文件，让自己部门没有风险了，但扼杀了市场创新，整个社会经济则存在不发展的风险。
监管者不开放：（具体内容请允许量子歆放在后面详细讲）。
如此尖锐的金融监管“四不”批判，可想而知，监管当局听了会做何种感想，网舆会做何种评论。尤其是，你阿里享受了不对称监管的红利，蚂蚁长得都比大象还大了，得了便宜还卖乖，占了便宜还倒打一耙。
自己的演讲将收获怎样的反响，马云心里很清楚（量子歆猜测，如果国家副主席或者是央行行长现场参会，马云极有可能放弃本次演讲的机会或者另谈它题）。所以他开场就放了软话：“我想我反正已经退休，就畅所欲言一下，分享三个观点，供大家参考，可能不成熟，讲得不对，贻笑大方，大家估且一听。”
虽然放了软话，但马云对监管的批评毫不留情。这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最近才有这样的想法。早在2013年“外滩国际金融峰会”演讲的第一段里，就开宗明义“金融生态系统主要是开放，中国监管过度”。但那次他没有就监管过度问题展开讨论，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改变传统金融机构上（马云2013演讲全文参看附录）。
那么，为什么马云这次把演讲的重点聚焦到了金融监管领域，明知要犯众怒还要坚持着说出口呢？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马云认为，如果金融监管不作出改变，中国、阿里将可能错失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这个历史性机会就是世界正处于有可能创造“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金融体系”的时刻。如果借助疫情引发的全球化调整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巨变，新体系能够成功创建，其历史地位将比肩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全球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中国能够做成或者在本次全新金融体系的建立程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中国将迎来真正的强国崛起，并为人类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个世界虽然留给我们的发展机会很多，但是关键性的机会只有一两次，现在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这个主题非常宏大，远远超过传统经营一个企业的范畴，但这正是马云的不同之处。马云做阿里，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做一个公司，而是要“创造一个具有新商业文明的生态系统”（见2014年阿里美股上市时马云给投资者写的公开信），这包含着他对“新商业文明”的思考和实践。在这个新商业文明体系里，必然要有全新的金融体系，也只有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才能使新商业文明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详细参看《阿里未来简史》）
